关于父亲的记忆——祝天下父亲快乐

今天是周六，工作进展顺利，晚上给自己放了假，到街上转了一圈，发现商家的横幅都打出庆祝父亲节的字样。我知道父亲节也就这二年的事。具体哪一天为父亲节，从何而来，我还真不知道。

不过，到了父亲节，我还是会想起父亲。我有两个父亲：生父和继父。

生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角钱。继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二元钱。

生父因为身体有病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没有正常参加农村劳动，都是在家养病。当然他也没有完全闲着。他去钓鱼、网鱼，或是自制土炸弹，去炸兔子、獾子，或下笼子套黄鼠狼。在家也种植果树，如桃、李、柿、枣、葡萄，他还裁种西瓜、香瓜和甘蔗。在他去世前，我家好像不愁菜吃，就是粮食不够吃。

这一角钱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种甘蔗。甘蔗一角钱一根，但在村里是卖不出去的，必须拉到十里之外的蒋湖农场去卖。平时没有人买，只有到了春节前才能去卖。父亲身体不好，通常由我和母亲拉过去。工具就是由父亲自制的独轮手推车。每车通常可拉三十根左右，百来斤重。一车卖完，充其量三元钱。但一般是不能凑整的。一是有小孩子来卖，只有八分、九分钱，母亲也会卖给人家一根；二是碰到熟人，母亲按亲疏关系也会送人家一根半根。一天能卖二块五，就是很好的收成。

那时正兴起割除资本主义尾巴运动，父亲不参加劳动，却在自家自留地种经济作物，受到了村里的批判。大批判的专栏里画了一幅砍伐甘蔗的漫画，下面写着：“干资本主义有力，搞社会主义有病。”虽然没有点名，可同学们看了都知道指的是我父亲。父亲的身体不能参加集体劳动，在家又不能侍弄自留地，父亲无事可做，病却更重了，吐血更加频繁起来。父亲得的是肺结核。我正读小学三年级，也开始学写文章。文章多是批判文章，正是批判前国家主席“三自一包”热火朝天的时候。那时候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的结尾：“打倒XXX，再踏上一只脚，让他遗臭万年，永世不得翻身。”父亲看了我的文章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看他臭不臭一万年？！”这是我父亲唯一一次评论我的作业。半年之后，我父亲就因病辞世，享年三十九岁。那天我还差十二天满九岁。

想到我的父亲，我就想到甘蔗一角钱，想到那评论作文的唯一一句话，还有那一个轮的车。我曾得过一场病，就是左膝生疮，手术之后，一个多月不能走路，每天上学，就是张法武、张法文俩兄弟用独轮车拉我上学，当然放学则有不少同学自发地送我回来。所以，从小至今，我对同学总是一往情深。

两年后，继父来到我们家，我读小学五年级。也是春节前，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和继父去蒋湖农场买年货。春节期间，到底不同往常，我们要在柜台前等候。不知等了多长时间，前面没有顾客了，我往前挪了二步，却意外地发现柜台上有二元钱。我拿到钱，小声告诉继父：“爸爸，我捡到二元钱。”生怕别人听到。那知，继父接过钱，就大声对营业员说：“谁掉了二元钱，我小家伙（老家代指儿子）捡到了，先放在你这里，有人来找，就麻烦你给人家。”营业员接过钱，往货架上面一扔，就忙自己的去了，没有任何表示。我对继父的举动表示不解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对继父说：“万一别人找上来，营业员不承认怎么办？”继父说：“我们也不能在哪儿等别人。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放在自己荷包就行了。丢了的人找不到，也让他长个教训。”

第二年夏天，学校成立篮球队，为了参加公社比赛，老师要求我们队员自己买背心，学校统一印字。我找继父要二元钱，告诉他要参加公社的比赛，继父说没有钱。继父是有工作单位的，每月都有二十几元的工资。他不给，我就哭了。我想要是我的父亲，卖甘蔗也会给我买背心吧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很伤心地哭。继父没有办法，只好给了我二元钱。我当队长的篮球队在这次比赛中得了冠军。

我对继父这迟给的二元钱一直耿耿于怀，只是在我参加工作以后，每月都要靠借钱过日子（帮家里还债、借钱买砖建房，我对初工作单位的同事也是念念不忘），才对父亲的做法感到释然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！

继父临近七十去世的，想到他，我常常想到这两次的二元钱。

我做父亲也有二十几年了，只是一个女儿的父亲。我深感“儿多母苦”，也恰好赶上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，我没有超生，也不想超生。对女儿花钱的要求，我几乎从未拒绝。如果我有几个孩子，对工薪层的我来说，能满足孩子的用钱要求吗？我感到很难。

想想我们的父辈，他们当时该有多难！